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壮举。长征是改变中国历史的红色征程，长征是振兴民族精神的英雄
史诗！
　　为纪念伟大的长征胜利70周年，从去年10月开始，本报编辑部策划实施了“红色之旅”专题报道，采编人员紧扣“追寻与发现”的主旨，分段重走长征路，踏着先辈的艰辛足迹，体会红军的坚毅与英勇。在红军长征经过的千山万水的跋涉之中，在与老红军面对面的交流之中，追忆峥嵘岁月，学习长征精神。
　　长征的壮丽诗篇已写就70年，但她无限的魅力仍深深地感动着中国和世界。长征之所以有如此恒久而深远的影响，不仅在于她是世界战争史上的旷世奇迹，而且在于她是一座精神丰碑，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藏。70年来，中国GCD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创造的长征精神，一直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传承、延续??
长 征 概 述
　　1934年4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广昌保卫战失利，中央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5月，中共中央开始酝酿战略转移。7月，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抗日先遣
队名义北上，红六军团也随后西征。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简称）率领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2个纵队，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顺利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但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遭到很大损失。在毛泽东坚决主张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放弃了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
　　为了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下旬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实际上开始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也有认为红四方面军长征从5月开始）。5月下旬，中央红军向川西北挺进。6月中旬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但张国煮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坚持南下。中共中央多次催促、劝说无果。9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先行北上。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罗山县出发开始长征。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西延川永平镇（今永坪）。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西吴起镇。红四方面军南下后，转战于川康地区。1936年7月上旬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上旬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二、红六军团于1935年11月19日从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2日到达川西北的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编成红二方面军。7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下旬，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隆德西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以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地区会师为标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出发地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在历时一年的长征中，中央红军穿越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
■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次年7月，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决定西征。9月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在历时10个月的长征中，红二十五军行程近万里。
湘 江 之 战
（1934年11月27日－12月1日）
■1935年5月初，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开始长征。在历时一年多的长征中，行程近万里，于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二、六军团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次年6月底抵达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二、六军团合组为红二方面军。当年10月，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在历时近一年的长征中，红二方面军行程近两万里。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
　　红军长征出发地——河南省罗山县铁铺乡何家冲。


　　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刘家坪。
　　四川省通江县太平乡——红四方面军出发地之一。

长征中的主要战役战斗

湘江之战（1934年11月27日——12月1日）
　　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之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苦战5昼夜，终于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由于机关及非战斗人员过于庞大，行动迟缓，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从长征开始，特别是经过湘江战役，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已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
突破乌江天险（1935年1月2日——6日）
　 　猴场会议后，中央红军向乌江挺进。乌江又名黔江，是贵州第一条大江，两岸都是悬崖绝壁，水流湍急，江中有许多暗礁，自古就有天险之称。1935年1月2日、3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师第四团先后在乌江回龙场渡口和江界河渡口强渡成功。1月5日，红三军团第十团在茶山关渡口渡过乌江。至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
四渡赤水（1935年1月中旬－3月中旬）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放弃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命令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在泸州上游北渡长江，到四川西北部创建新根据地。因四川军阀调集重兵追堵，北渡长江已无可能，中革军委遂决定改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1935年1月中旬到3月中旬，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先后4次渡过赤水河：1935年1月29日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区一渡赤水河。2月18日至21日分别从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二渡赤水河，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歼灭和击溃2个师又8个团，俘敌2000余人，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3月16日至17日，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三渡赤水河。3月21日至22日由二郎滩、太平渡等地四渡赤水河。接着，红军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四渡赤水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
巧渡金沙江（1935年5月3日－9日）
　　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于1935年4月初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来援。当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以东开进时，红军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中革军委一面派先锋团直逼昆明，迫使云南当局调兵固守昆明，一面率主力迅速北上到金沙江南岸。从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从皎平渡及洪门渡、龙街渡全部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强渡大渡河（1935年5月25日）
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河道陡峻，险滩密布，水流湍急，素称天险。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南岸渡口安顺场北渡未成，陷入清军重围而全军覆没。蒋介石在大渡河北岸重兵设防，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先遣队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在安顺场开始强渡大渡河。由17名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乘一条小船，在当地船工的帮助下，冒着枪林弹雨，渡河成功，在大渡河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飞夺泸定桥（1935年5月29日）
　　 泸定桥位于四川省泸定县，横跨于大渡河之上，扼川康要道。桥长100多米，由13根铁索组成，两边各两根做桥栏，底下9根做桥面，上面铺木板。为使主力迅速渡过大渡河，红军分左、右两路纵队向泸定桥急进，以占领该桥。1935年5月29日，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发起夺桥战斗。由第二连22名GCD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不畏枪林弹雨，攀登着铁链勇往直前，占领桥头，控制了泸定桥。随后，中央红军由泸定桥通过了大渡河。
包座战斗（1935年8月29日－31日）
　　1935年8月29日，右路军第三十军和第四军越过草地后，向川西北松潘包座地区的国民党守军发动进攻。经过三天激战，歼灭敌军4800余人，缴获枪1500多支。这次战斗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取得的一个大胜利，打开了红军北上甘南的门户，为实现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
直罗镇战役（1935年11月21日－24日）
　　1935年11月初，中共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在甘泉地区同红十五军团会师。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日，西北军委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这时，蒋介石急调重兵“围剿”陕甘根据地。11月21日至24日，红一方面军在真罗镇利用有利地形，取得消灭敌人一个师又一个团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巩固了陕甘根据地，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夺取腊子口（1935年9月17日，1936年8月9日）
　　天险腊子口位于甘肃省迭部县境，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隘口。 1935年9月16日，红一军第四团奉命迅速夺取腊子口。由于地形不利，红军正面进攻未能奏效。当晚，红军以两个连攀登悬崖陡壁，迂回敌人侧后，协同正面进攻部队向守敌发动猛攻。9月17日晨，红军占领腊子口，攻破最后一道天险，打开北上通路，使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的计划彻底破产。
1936年8月9日，红四方面军北上途中，再次夺取了天险腊子口。
　　　　　　　　　　　　　长征中的重要会议
　　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的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8日在贵州省黎平召开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31日在贵州省瓮安县召开猴场会议
　　1935年1月15-17日在贵州省遵义召开遵义会议
　　1935年2月在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召开扎西会议
　　1935年5月12日在四川省会理召开会理会议
　　1935年6月26日在四川省懋功以北召开两河口会议
　　1935年7月21日在四川省黑水县泽盖乡芦花村召开芦花会议
　　1935年8月4日在四川省松潘县毛儿盖的沙窝寨召开沙窝会议
　　1935年8月20日在四川省松潘县毛儿盖召开毛儿盖会议
　　1935年9月2日在四川省若尔盖县巴西乡召开巴西会议
　　1935年9月12日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即高吉）召开俄界会议
　　1935年9月27日在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召开榜罗镇会议
　　1935年10月22日在陕西省赤安县吴起镇召开吴起镇会议

　

　　遵义会议旧址
　　通道会议旧址


　　两河口会议旧址
　　巴西会议旧址
　　　　　　　　　　　　　　长征中的六次会师

木黄会师：
贵州印江县木黄红六军团与红三军
懋功会师：
四川懋功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
永坪会师：
陕西延川永坪镇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
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
甘泉会师：
陕西甘泉地区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
甘孜会师：
西康甘孜（今属四川）红二、红六军团
与红四方面军
会宁、将台堡会师：
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红二、红
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
　　　　　　　　　　　　　　　　数 字 长 征
■从中央红军1934年10月10日离开江西瑞金开始战略转移，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方面军在陕甘苏区胜利会师，长征共历时两年。
■四路红军部队长征途中共转战14个省份，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其中，中央红军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区，渡过的主要江河有22条，翻越的主要大山有20座，攻占县城100余座。
■长征中，红军平均每天行军37公里。在中央红军368天的行军途中，15个整天在打大决战，平均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
■为消灭长征中的红军，蒋介石调集了国民党中央军、粤军、湘军、桂军、黔军、滇军、川军、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及少数民族中反动头人武装等10多支部队数十万大军，千方百计进行围追堵截。
■在中央红军的队伍中，共有32位女同志历经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长征，途中没有一人掉队，没有一人牺牲，可谓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一个奇迹。
■长征途中，红军师以上干部的年龄绝大部分都在二三十岁，红军将领的平均年龄仅25岁。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在中将以上的254名将帅中，有222人参加过长征。以长征开始时计算他们的平均年龄，9位元帅为36.5岁，8位大将为31.7岁，48位上将为25.9岁，157位中将为23.8岁。


　　会宁
　　甘孜


　　懋功（今小金）
　　吴起镇

口述与回忆

刘家祁:宣传长征不惜力
　　刘家祁，江西瑞金人
，1913年出生，1929年参加革命，曾任瑞金黄柏少共区委书记、少共县委巡视员等职。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后在湖南受伤，1937年春回瑞金，同年任黄柏地下区委书记等职。解放后曾任瑞金县人事监察局长等职。上世纪80年代中期离休后在家休养。
　　在江西省瑞金市，今年93岁高龄的老红军刘家祁是位响当当的人物。
　　1929年春，只有步枪高的刘家祁参加了游击队。长征途中，刘家祁所在部队到达湖南宜章的一座林子里时，刘家祁右腿被敌机炸得血肉模糊，他当即昏了过去。当地靖卫团对红军伤员进行疯狂搜捕。为了不让刘家祁落入虎口，好心的老乡把他安置在山寮里。为掩护刘家祁身份，一位钟姓乡医还认他做儿子，日夜给他敷药疗伤。当时环境恶劣，刘家祁知道追赶大部队已是不可能，他待腿伤稍好后便决定回故乡瑞金。1936年，刘家祁回到瑞金后，组建瑞金黄柏地下区委，开展游击斗争。
亲历过风云动荡的日子，见证过血雨腥风的历史，刘老对长征有一种特殊的感情。1975年，他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便自觉地担负起宣传长征的重任。
　　30多年来，就在这间略显老旧的家里，他已接待过无数批来自世界各地来访者。就在今年3月，当一位70多岁的以色列老人慕名找到他家时，刘老足足花了3个小时，向客人介绍了长征那段难忘的历史。
　　如何让长征精神永放光芒，如何让这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世代相传，就成了刘老心里的一件大事。因此，当听说年轻记者开展“接力长征”大型宣传活动时，刘家祁老人显得十分高兴。他动情地告诉采访团的记者，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经过的山山水水，至今长眠着无数默默无闻的革命先烈，挖掘整理他们的资料，宣传弘扬他们的精神，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他希望这次“接力长征”大型宣传活动，循着红军光辉的足迹，继承红军光荣的传统，多写一些有意义的文章，让红军精神代代相传，让共产主义理想永不褪色！
刘国保：九旬重走长征路

　　刘国保，江西兴国人，1915年出生，1931年参加红军，1934年10月随三军团16师从兴国出发开始长征，时任通信排长。长征中，他先后参加过著名的湘江保卫战、四渡赤水、娄山关战役、遵义战役，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在六盘山下的吴起镇参加了与陕北红军的大会师。攻打遵义时，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大腿，他是拄着棍子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1982年刘国保从辽宁省纺织工业厅副厅长岗位上离休在家休养。
　　2005年年底，他和自己的女儿、女婿共5个人，乘坐面包车，从江西赣南启程，前后共历时117天、行程2.1万公里，重走了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先后经过18个省(自治区)、数百个县。到今年3月5日，他再次走完两万五千里征程，成为全国重走长征路中年龄最大的人。图为刘国保在江西瑞金叶坪红军烈士纪念塔前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



宋太针：拖着伤腿走长征


　　宋太针是江西瑞金瑞林镇长沙村人，1914年出生，1933年参加红军，编入模范少年先锋队。1934年10月随红九军团开始长征。到贵州时，有一次队伍进入到一个村子，战友们在一个土豪家里发现存放的10多缸米酒，大家都以酒来充饥驱寒。宋太针此前没有喝酒的经历，在当时饿得不行的情况下，也舀了半碗酒喝了下去。就这样一喝，竟把他搞醉了。
　　长征途中，他的大腿曾被子弹击穿，在担架上躺了一个多月，仍然坚持走完长征。当年行军途中，因为饥饿他与战友们看到长满了虫子的牛皮、羊皮后，就用干牛粪当燃料，烤烤就吃下去了。后来转战南北直到全国解放，任西北军区军械部部长。1950年，宋太针从侄儿的来信中得知家中几个兄弟除他之外已全部牺牲，家里没有劳动力，便打了请辞返乡的报告，回老家务农。
　　如今，宋太针老人已经儿孙满堂，几个孩子都务农，生活安逸舒适。


肖瑞林：常讲传统励后人
　　我们在桑植县采访到老红军肖瑞林，他是土家族人，1915年3月出生，澧源镇肖家峪人。1934年参加方家坪苏维埃政府工作任青年队长，少共支部书记，不久参加地方游击队。1935年，游击队奉命参加围攻龙山的战斗后转入红军，长征前在二军团政治部任宣传干事，长征途中调六军团教导团。甘孜会师，红二、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调任六军团十六师政治处青年干事。1936年在渭水罗家堡战斗中负伤，住院期间由卫生队指导员邓富清介绍入党，伤愈后在二军团六师警卫连当战士，后任团部通讯班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红二方面军改编为一二O师，肖瑞林任七一六团三营四连副指导员，后调三五八旅三支队任营书记。1938年12月随部队挺进冀中，在离天津不远的板用河战斗中又一次负伤，双眼失明，被送回到延安治疗。1946年入部队荣军学校学习。1964年回原籍桑植居住。1953年3月，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予肖瑞林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勋章。肖瑞林今年91岁，眼不明、耳不聪，但他还经常讲革命传统课，激励后人。
杨友森:两块铜钱珍藏70年

　　在张家界市永定区，我们寻访到今年87岁的老红军杨友森，在交谈中我们了解到，1934年春，杨友森15岁，家住永定区天门山下的他依靠砍柴进城卖柴维持生计，他也渴望着当兵吃饱饭，穿暖衣。那年，大庸（今永定区）正处于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时候，杨友森多次看见国民党反动派的长官殴打士兵，欺负百姓，他想这样的兵决不能当。1934年10月贺龙领导的工农红军解放了大庸县城，建立了湘鄂川黔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杨友森在大庸城内卖柴时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官兵一致，处处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他心里豁然开朗，他想这就是自己要找的军队，要当兵就要当红军。于是他带着卖柴得来的两块铜钱，参加了红军。由于他年纪不大个子小，就在部队首长身边当了一名通信员，做些打扫卫生烧开水的事情，并与红军战士一起参加打土豪、分田地。他先后参加了后坪鸡公垭、溪口棉花山、黄家铺抢渡澧水河战斗。1935年秋，红二六军团完成了牵制敌人任务，决定挥师北上，进行万里长征。杨友森告别了父老乡亲，带着两块铜钱跟随贺龙领导的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忍着饥饿和疼病，终于走出了四川藏区。就这样他把两铜钱带到了陕北，直到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胜利也舍不得花掉。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杨友森获得奖章一枚，1952年获得抗美援朝纪念章一枚。1961年杨友森在西安通信兵学院由营级干部转业回到了家乡。我们采访组来到杨友森家，杨老给我们讲述了两块铜钱的故事，并从皮箱里取出两块铜钱给我们看，他说：“这两块铜钱我已保存了70多年了，它是红军革命传统教育的传家宝！”
王泉媛：西路军女团长
　　王泉媛，1913年生，江西吉安人。红一方面军30位长征女战士之一，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电影《祁连山的回声》中女团长的原型。11岁成为童养媳，1930年
3月在敖城暴动中参加革命，曾任吉安县少共区委妇女部长、湘赣省妇女主席团成员等职。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
她是一位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老人，“一生坎坷，两袖清风，三过草地，四爬雪山，五次婚姻，六个孤儿，七次遇难，八陷暗算，九死一生”是这位传奇老人的真实写照。
长征胜利70周年前夕，我们来到井冈山脚下的泰和县城，在一栋普通民宅里，见到了长征路上这位赫赫有名的中国第一位红军西路军女子先锋团团长王泉媛老人。
　　这位从战火中走出来的93岁老战士，耳聪目明，记忆清晰，吐字清楚，皮肤白净，笑声爽朗，难以想象这是一位九死一生、历尽沧桑的老人。
　　长征期间，她因军事素质过硬，被董必武选定为女红军团长，为掩护徐向前率领的大部队北上，她率领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1300多名女红军战士英勇杀敌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直到弹尽粮绝，她赤手空拳与敌搏斗。这位叱咤风云的女红军战士与组织失去联系50多年后，在康克清等中央领导的直接关怀下，1986年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从劳作多年的农村搬迁到了泰和县城。
　　这位经历过九死一生的女红军团长，心中始终燃烧着对军人的一往情深，对军服的不了情缘。她喜欢身穿红军服，头戴八角帽外出做报告、讲战斗故事，连用的手杖都是用弹壳制作的。
　　她三过草地，与部队失散后，被敌俘虏，为了不给别人当小老婆5次被毒打昏死过去，沿途乞讨两年零四个月，1942年回到老家务农。她像男人一样，扶犁打耙，耕耘在田间地头。她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却听不到她一句倾诉苦难的话语。生活的重压没能压弯这位革命战士的腰杆，她93岁腰杆依然挺直，脸上时常绽开笑容。她心中装着大爱，自己无儿无女，却抚养了6个孤儿。她不要一分钱，义务为当地敬老院当了16年的院长。
邹盛栋：失散后心里装着红军

　　湘西通道侗族自治县临口镇五一村，住着一位90高寿的老红军。老人叫邹盛栋，江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是中央红军三军团警卫营营部的一名司号员。笔者近日有幸拜访了邹老，他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起他与红军失散的故事。
　　“1934年跟着红军从江西会昌过广东、广西，到通道的时候是12月份。红军部队在通道梨子街跟国民党部队打仗的时候，一颗炮弹落下来，我的左脸和背部受伤了，左眼也完全失明了。”说到这里，老人向我们展示了他背部残留的伤疤。这道刻在身上的印记，既是历史留给老人的记忆，也是老人亲历历史的明证。
　　那场战斗，国民党军队的装备比红军要强许多，双方打得都很凶，到后来都被打散了。当时，受了伤的邹盛栋没找到收容伤兵的人，便挣扎着沿山路向红军原计划的下一站——20公里外的临口镇方向走去。但等他赶到时，大部队已经撤离了，精疲力竭的邹盛栋一下子失去希望。
“后来，临口的李大娘收留了我，帮我养伤，我便做了她的养子。”李大娘当时在镇上开有一家舂米作坊和伙铺（小旅馆），邹盛栋伤好后，便帮着大娘舂米，打理伙铺的生意。就这样，邹盛栋慢慢在临口镇扎下了根。
　　虽然同组织失去了联系，但邹盛栋一直牢记着在红军队伍里受到的教导，在当地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
　　上世纪70年代，二炮组织了寻访长征时期失散老红军下落的调查，在调查中，邹盛栋被确定为“失散红军”，开始有了生活补贴。
李光:第一仗是保卫“遵义会议”
　　李光是遵义人
。幼时，从未见过父亲又被母亲遗弃的他，给地主做了长工。
　　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乌江天险，进驻遵义城。红军纪律严明，提倡“打土豪，分田地，救‘干人’”。于是，李光参加了红军。
　　当时，李光在红一方面军。李老回忆说，他清楚地记得，他中午才参军，下午就跟着部队在遵义城外打了一仗。“离开遵义后，才知道当时参与的那场激战，是保卫正在召开的遵义会议。”李老笑呵呵地说。
　　之后，他就跟着部队四渡赤水、奔袭娄山关、重占遵义、爬雪山、过草地。
　　长征胜利后，李光于1937年被调到八路军总部当勤务班长，先后为朱德和彭德怀做过勤务兵。“那时候，粮食是个大问题，人人都被动员起来挖野菜。”李光说，在朱德总司令身边，他看到总司令和大家一样吃粗糠和野菜，偶尔有点肉，都让给战士吃。
　　后来，彭德怀副总司令见李光年龄小，又不识字，就亲自把他送到“抗大”学习。“我记得彭总送我们时说‘将来，我们需要用知识和文化作为革命武器’。”李老回忆说。
　　1950年，全国解放后，李光所在部队被派往四川剿匪。一场战斗中，他冲上敌人阵地，一把拽住土匪打得发烫的机枪枪管。争夺中，他右手的三根指头被打断。
后来，李光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遵义，领导地方建设。
　　1980年，辛劳一辈子的他，离开了工作岗位。可这时，不搞特殊不摆资格的他，看到许多青年没工作，贫困地区的孩子没法上学，便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还卖掉了家中的电视机和心爱的皮大衣，筹集了1万多元钱，组建了一个马戏团。
　　李光的马戏团共接收了10多名社会青年。他不仅和小伙子们一起驯兽、养兽，还带他们到湖南、广西、四川等地表演。而表演的收入，除了维持马戏团正常开支外，剩余部分全部都用于救助失学儿童。
　　再后来，由于政府通过努力，解决了大多数青年就业，加之自己年岁已高，李光将马戏团的动物全部无偿捐赠给了遵义动物园。
韦堂成：侗胞帮他躲过追杀

　　现年86岁高龄的韦堂成住在通道侗族自治县溪口镇岩脚塘组，而今儿孙满堂，安享天伦之乐。
　　韦堂成出生于1920年，原名王细佬，祖籍江西南城，14岁参加红军。由于身体单薄，他被分到红三军团野战医院担任护理员，随部队转战闽赣边界。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王细佬随着千千万万的红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出发后，他们日夜行军，还要躲避敌机随时的空袭，有时敌机俯冲轰炸时，都能看清飞行员。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队伍如钢铁洪流势不可挡。第一道封锁线冲破了，第二道、第三道也冲破了。王细佬记不清一路上发生了多少次战斗，当时他没有武器，连长每次都要掩护他。路上很少能吃到热饭热菜，大都是一把炒米就着冷水囫囵咽下。
　　在最为惨烈的“湘江战役”后，红军队伍沿湘桂边界进入湖南省通道，伤病、饥饿时刻威胁着战士们。在马龙乡境内，疲惫不堪的王细佬拖着浮肿的大腿，慢慢地掉队了，最终和大部队失去联系。
1934年1月中旬的一天，一个衣服褴褛、步履蹒跚的年轻人走进马龙乡铺头村，他正是掉队的王细佬。侗族村民用怜悯的目光打量这位受伤的红军小战士，不少人拿出食物给他吃。
　　当时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大肆搜捕掉队红军战士，村里也有个别人想邀功请赏，提出把王细佬交给官府或是杀掉。这时，在当地很有名望的甲长及时站出来制止：“你们不要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我们韦家收留他。”韦家是村里的大族，此言一出，其他人不敢再出声了。
　　在韦家的悉心照顾下，王细佬很快恢复了健康，他想去追赶部队，但韦王向金劝他说：“队伍走了很久了，也不知走到了哪里，你就安心留在这里吧。”王细佬想想也是，部队追不上，老家也回不去，就安下心来帮韦家做点事吧。此后，王细佬与韦家几个青年一起砍柴、放牛、干农活，并学习侗族的语言，不久就能讲一口流利的侗语。
　　危险仍时时刻刻存在，不怀好意的人随时都想向官府告发。有一天，韦王向金得到消息，国民党乡公所的人准备下来捉拿王细佬，便安排他到邻乡临口燕子湾他的一个兄弟家躲避。随后，韦王向金与乡公所的人巧妙周旋，用好酒好菜招待来人，并说：“人早已走了，谁脑袋包着铁，敢收留红军？”乡公所的人看问不出什么名堂，带着狐疑的目光走了。王细佬到了临口燕子湾，韦家大伯对村民说王细佬是他亲侄儿，准备过继给自己做儿子。在这里，韦家大伯手把手地教王细佬学裁缝手艺，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谁知，邻乡的国民党乡公所也盯住他这个外来人，准备抓他当壮丁，韦家大伯得知情况后，吩咐王细佬回到马龙乡铺头村避避风头。
　　在韦家的精心安排下，王细佬多次躲过反动当局的追捕，朴实、勤劳的他也深得韦家的喜爱。这时韦家有个叫韦堂开的人因病去世，留下孤儿寡妇，生活比较困难，韦王向金等几个管事的一商量，觉得王细佬这个小伙子不错，不如招他进门，大家一致同意。韦王向金跟王细佬一说，王细佬也高兴地答应了，并按韦家的辈分取名叫韦堂成，从此正式融入侗族韦家这个大家族，开始了在侗乡的新生活。
邬家珍：差点儿倒在腊子口

　　邬家珍,四川人，1938年在延安入党，从望城参加红军。因为家穷吃不上饭就参加了革命。两次过草地、翻雪山，打过腊子口最后到延安。1938年在延安边区党校学习4个月，后到延安工业学校半工半读，参加地方宣传工作，下农村动员群众交公粮，做军鞋，动员青年参军。过草地时她是护士，为许多伤员包扎过伤口。腊子口战役时邬家珍差一点死在腊子口，她说:“这一天走到腊子口时，大家都急步向前跑，可我的腿发软，浑身出虚汗，脚下就像踩上棉花一样，只听到有人说话，就是看不到人，眼前一片空白，真想就地躺一会儿，但我心里明白，不能停下脚步，我的许多战友就是这样躺一会儿，就再也没有站起来。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着，后来一个大个子排长给了我一把牦牛干，救了我一命。”如今她与女儿一家居住在延安市，过着儿孙满堂的幸福生活。


刘天佑：险遭活埋的女战士
　　记者在延安市八一敬老院见到老红军战士刘天佑老人
。今年91岁高龄的她，身体十分硬朗，悠闲地坐在院里晒太阳，老人十分高兴地告诉我们，自己当年当红军时就搞过宣传，如今见到解放军感到特别亲切。
　　问起长征的往事，老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不停地打仗。刘天佑参加红军后，一开始从事宣传工作，不久就到了妇女独立团担任军事教员。1935年8月随部队长征，长征很艰苦，不但天天行军，而且还经常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刘天佑说，整个长征途中，她担任的都是军事教员，从没拿过枪。
　　“爬山过草地是最苦的。”回忆起那时的情景，刘天佑说，“我们团开始爬雪山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看不清路，雪又深，只能趴在地上一点一点地往上爬。心里虽然很怕，但也不敢说话。”
　　“过草地前，每个红军战士分到5斤青稞面，而走完草地却需要半个月，这点粮食肯定不够吃，所以每个人都带了些盐巴，饿了就喝点盐水，实在忍不住才吃一口面。”刘天佑老人回忆说，最可怕的还不是没有吃的，草地上到处是沼泽地，不小心掉进去，就再也上不来。那里天天都在下雨，战士们的衣服就没干过。黑夜中的沼泽地处处是危险。有一天晚上，走着走着就听见后面的人叫了一声，她回头看时，战友已陷进去了，她却没有办法。“那时虽然没有敌人追击，但被草地吞食的战士太多了！”
　　刘老回忆说，她们第二次过草地后不久，就与红一、二方面军在会宁会师，此后她转做医护工作，随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渡过黄河，在河西走廊一带与马家军展开了激战。
　　刘天佑说，一路上仗打的很惨，有一次妇女独立团在一个山头打阻击战，马家军一次次突击虽都被打了回去，但我们也伤亡惨重，从事医护工作的她看到战友一个个倒下去，也捡起倒下战士的枪冲上阵地。“那以前我从没拿过枪，只知道拉枪栓，扣扳机。”刘天佑说，当时也来不及多想，只知道守住阵地，后来又经历了很多战斗，幸运的是刘天佑从没在被子弹或弹片直接击中，只是身上经常被乱飞的弹片划伤。
　　妇女独立团伤亡严重，刘天佑也在一次战斗成了马家军的俘虏，与一批红军战士一起被关押在一个营地里。其间，她曾亲眼看到很多红军战士被活埋，“马家军挖个很大的坑，推下一批红军战士盖上一层土后，再推下一批红军战士。我个子比较小，他们以为我还是个孩子，就没活埋我。”刘天佑说，几个月后，就开始在马家军营地周围转，看守的人骂她，不让她乱跑，说再跑就打死她。刘天佑不理，继续转悠。“就这样越转越远，最后竟跑出了营地。”跑出营地不久，她遇到了营救西路军流散战士的人员，遂被收留送到延安，在部队医院当起了护士。
昝氏兄弟：烽火中的三次离别与巧遇
　　昝绍南，四川省旺苍县人，1918年10月出生，1933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入党，参加了长征。离休前为北京军区炮兵副政委。
　　昝绍西，四川省旺苍县人，1920年7月出生，1933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8年7月入党，参加了长征。离休前为河南省安阳军分区顾问。
　　 70年前，红军父亲带着兄弟俩一起参加红军；70年间，兄弟二人一起三过雪山草地，共同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70年后的今天，这对红军兄弟重逢在香山脚下，重逢在难忘的日子里，一起讲述着红军的故事。
　　1933年初春，四川旺苍一位年过五旬的老人担着担子，带领着年仅十来岁的两个儿子走过二十多里崎岖的山路，演绎了一段父子三人齐参军的故事。红军长征开始时，身为红四方面军炊事员的父亲因年龄大被部队动员留下，兄弟二人被分配在不同的连队，跟随红军部队爬雪山过草地，东征西战，从此二人便失去了联系。1940年7月，同在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兄弟俩，一个在师教导队学习，一个在师通信训练队工作。
有时两个队集会、训练，交错而过虽近在咫尺，却不曾相识。一个偶然的机会，哥哥绍南从一个在训练队学习过的战友那儿得知弟弟绍西的消息，说刚才还从这儿过了，再一会儿他背着粮食回来。哥哥做梦也没想到由别人介绍才见到了亲弟弟，离别八年也有了第一次巧遇。
　　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冀南地区多次合围、“扫荡”、“清剿”，冀南根据地的形势日趋恶化，又随部队奔赴了抗日战场上，但又失去了联系。1942年哥哥部队的一位战友到太行山参加学习时偶遇弟弟，从此兄弟俩有了通信联系，弟弟学习结束后分配到哥哥所在冀南九分区工作，便有了兄弟俩的第二次巧遇。
　　1947年7月，弟弟随新组建的部队挺进大别山，哥哥随部队转战冀南，兄弟俩没来得及说再见，又失去了联系。全国胜利解放的初期，时为河南省公安厅电台报务主任的弟弟一天到上级首长那里办事，偶然听到首长说起哥哥的名字，便在首长的帮助下与在野战军工作的哥哥有了联系，兄弟俩有了第三次巧遇。

寻找与发现
镇馆之宝
　　在鄂豫皖苏区革命博物馆第二展厅，我们还见到了一块长约3米、高约1.5米的写满了字的墙壁。讲解员说，
这可是该馆的镇馆之宝。这是一块写在墙上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土地法草案》，据专家考证，这是全国唯一保存该草案完好的实物。说起这件宝物，还有一段故事。1931年，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为了宣传政策，一位列宁小学的教员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将土地法草案书写在箭厂河乡方湾村的一面青砖墙上。后来，红四方面军撤离了，敌人又反扑了回来。群众为了保护墙壁上的草案，就用黄泥把它遮盖了起来。直到1966年，当地干部群众铲去了下面的黄泥，土地法草案才又露出了它本来的面目。1991年，河南省文物专家用先进的切割技术，将这面墙壁整体切下，搬迁到博物馆。现在，这面墙已被国家定为一级文物。
《八月桂花遍地开》的诞生
　
　它和鄂豫皖苏区26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的印章摆放在一起。讲解员娓娓道来，仿佛把我们带回到1929年8月那个桂花盛开的日子。1929年7月，在徐向前的指挥下白沙关万人暴动取得了胜利，柴山保根据地得到了壮大和巩固。农历8月下旬，边区特委会决定，在大朱家（今新县陈店乡）建立鄂豫边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光山县苏维埃政府。为了庆祝革命政权的诞生，人民载歌载舞，借助当地流行的民歌调《八缎锦》，填入应心映景的新词，成为传唱久远的《八月桂花遍地开》这首名歌。这首充满革命激情的歌曲经过各地派来观摩苏维埃成立大会代表的传抄，传遍了鄂豫皖，传到了中央苏区和川陕地区，传遍了全中国。曾任鄂豫皖边特委执委兼少共特委书记的戴季英回忆说：“这首歌是柴山保本地人作的。那时因为要复写、油印收集来的歌，我们特委几个人都要亲自看看改改。”他说：“当时他和戴克敏、郑位三都参加过歌词的修改。”讲解员一边讲解，一边情不自禁地放声唱起了大家都熟悉的曲调：“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树呀树起来，张灯又结彩，光华灿烂闪出新世界??”
十块银元
　　在湘鄂川黔苏维埃纪念馆我们见到用黄缎子包着的十块银元，其中蕴藏的故事发生在1935年11月。红二、六团从桑植县刘家坪誓师长征，经过强渡澧水战斗之后，部队向沅陵方向转移，国民党军队在西溪坪吃了败仗，撤退时沿途骚扰百姓，双溪桥乡陈家山村的百姓纷纷上山躲避。红十六师五十二团的指战员们在追击敌人的途中经过陈
家山村。11月23日，天黑前，红军在村民龚占燕一家院子里晒谷塔中生火做饭，想找村民们买菜但又找不到人，红军在龚占燕家的两分菜地里拔了白菜，苦于找不到种白菜的主人，便用一节竹子装好十块银元和一张纸条留给老乡。晚上红军就睡在老百姓的屋檐下，天还未亮，红军把院子的里里外外扫得干干净净，然后队伍整整齐齐的开走了。龚占燕回到家里，感到奇怪，走到菜地，虽然看到白菜被拔了，但发现地里有一节竹子，打开一看，正好十块银元，纸条上写着：“老乡：对不起！未经你许可，将你家白菜吃了，给你十块银元，聊作白菜补偿！红十六师五十二团：吴、刘。1935年11月23日”龚占燕看了一阵惊喜，急忙对四周山上的乡亲呼喊：“红军来了！”乡亲们纷纷从四面八方赶回来，送别红军去长征。红军走后，这十块银元由龚占燕一家当作红色宝物一代一代往下传，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也舍不得花一块银元，直到1992年，修复苏维埃纪念馆，龚占燕的儿子龚建业将十块银元捐献给纪念馆作为展品。
竹椅担架
　　红军长征经过大庸县双溪桥乡持续了一天两夜。1935年11月24日，红军刚刚走过，还乡团就进了村，地主抓住
一个强渡澧水时受伤的红军战士，名叫欧禹之，是沅古坪镇赵家村人。地主要报打土豪筹军饷之仇，准备密谋杀害。红军驻扎过的龚占燕一家知道后，立即商议去营救。龚占燕和母亲符慈芝赶到地主符辰贡的家，怒从心中起，符慈芝冲着符辰贡说：“你要杀这个红军，就先把我杀掉！”论辈分，符慈芝是符辰贡的祖姑母，符辰贡便狡辩着说：“这事我可不能做主，因为是我和几户人家抓到的，大家商量要杀，只不过捆绑在我家罢了！”符慈芝给儿子龚占燕说：“给他松绑！”符辰贡想阻拦，被符慈芝打了两个耳光，符辰贡在祖姑母面前，不敢放肆，龚占燕为欧禹之解开绳子。欧禹之由于在强渡澧水河战斗中，小肚子中了弹，子弹还没有取出来，伤势恶化，一头栽倒在地上。符慈芝急忙叫儿子龚占燕、四儿子龚占吉、长孙龚守汉3人用竹椅做担架将欧禹之抬到袁家山，找到中医袁世兴，取出了子弹，包扎后再将欧禹之送到他家里。可是红军战士欧禹之终因中弹后又被地主捆绑，延误了抢救时间，医治无效，不久便牺牲了，他为穷苦人民翻身求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抬过他的竹椅担架被龚占燕一家收藏在自家楼上，2005年，龚占燕将竹椅担架捐献给湘鄂川黔纪念馆，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纪念物。
一块钢模

　　在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长征的时候，有一个小分队专门负责运送中央造币厂的铸币机、钢模等机件，可见这些“家当”来之不易。
　　当年，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打通与白区交往的渠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开始铸造银币。起初，他们以石头充作“冲锤”，铸币手段非常落后，造出的银币质量很差。后来，前方红军在福建缴获了一套铸币机器，有钢模、冲床、滚边机等等，真是应有尽有。从此，苏区就可以造出高质量的银洋了，造币厂还创造了日铸银币超万元的记录。
当时，敌人为了骚扰苏区经济，谋划制造假币流入苏区。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苏区又改铸鹰洋，保证了对外贸易的顺利进行。中央红军长征前，中央造币厂铸造的“大头洋”、“小头洋”、“老鹰洋”等银币被分发到各军团保管使用。
一颗铸有党徽的红军顶针
　　1935年5月红军长征到达冕宁泸洁，当时在铁厂背矿石的涂耀先参加了红军。一路北上到拖乌时，一位江西籍的老红军送了一个针线包给涂耀先，告诉他“这是红军的光荣传统，要好好保存”。涂耀先同志带着这个针线包长征到了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战斗中眼睛负伤了。复员回冕宁居住在石龙供销社，与供销社职工郭宗耀住在一起。郭对涂老照顾很好，1981年春涂老对郭说：“我没有什么赠送你，只有这个长征时在拖乌一个江西籍老红军送给我的针线包中的顶针赠送给你，你要好好保管，这代表着红军的光荣传统。”郭得到这枚珍贵的顶针后，精心保管。今年听到退休干部甘霖、周祚国为“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征集红军革命文物的宣传后，他把这枚珍贵的顶针捐献给县文管所。
“红军伞”的故事
　　在夹金山南麓四川省宝兴县硗碛镇旁边的山坡上，矗立着一棵状如伞盖的松树，人们称它“红军伞”。
说起“红军伞”，当地人给我们讲了一个富有传奇的故事。当年红军翻越夹金山时，途中牺牲不少红军战士，遗体未能及时掩埋。当地群众便自发组织起来，将烈士遗体抬回集中安葬。为了便于祭奠，同时寓意红军精神万古长青，特地在烈士的墓旁
种了一棵松树。没过多久，这一消息让当地一个叫卡玛旺姆的反动头人知道了。他因前不久在阻击红军的战斗中被打断了一条腿，所以十分痛恨红军，便决定掘墓曝尸，以泄仇恨。一天晚上，他带着一帮打手来掘墓。刚挖不久，便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大雨倾盆。雨水浇灭了匪徒们的火把，那棵松树摇曳不止，并发出似千军万马奔腾嘶鸣的声响，令匪徒们胆战心惊，喊着“红军来了”抱头鼠窜。卡玛旺姆也吓呆了，没人管他，只好坐在那里等死。第二天，上山打柴的人发现了他，只见他满脸血痕，目光呆滞，全身发抖，嘴里不住地说着“红军来了，红军饶命”。不久后，人们说卡玛旺姆疯了，再后来，说他跌下山崖摔死了。知情者说，那是红军烈士通过那棵松树显灵，惩治了卡玛旺姆。从此以后，人们对这棵松树倍加爱护。松树长得树干苍劲，枝繁叶茂，状如伞盖，加上说它能保护百姓，故人们称它为“红军伞”。每逢清明，当地群众都要前来凭吊，在“红军伞”上系上红丝带或挂上洁白的哈达，以表达对英烈的怀念之情。近几年，还时常有人来“红军伞”下烧香，以求吉祥。“红军伞”的旁边，盛开着一簇簇一片片的杜鹃花，远远望去，犹如寄托哀思的花篮，又像迎风招展的哈达。
奇特的墓碑

　　距巴中市70公里的沙溪王坪村，有一座烈士陵园。陵园里有一块非常奇特的石碑。就在这块碑的后方，有一个硕大的土冢，是红军烈士的集墓，里面埋葬着7800名年轻的战士。红军撤离的时候，当地群众怕国民党还乡团毁了这碑，便趁着夜深人静，把碑抬到偏远的山脚下，挖了个深坑，小心翼翼地埋藏起来。一直到解放后，一位红军来到这里问及此事，乡亲们才凭着印象找到这块碑，又将它安放到原处。如今，一批又一批的人来到这里，站在这似乎能说话的碑前，倾听历史的声音。

　　　　　　　　　　　　　　　　独家珍藏
红军时期的珍贵照片
《解放军画报》的前身，可以追溯到红军时期出版石印的《红星画报》。解放军画报社从1950年9月成立后，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负责统一收集、保存全军军史图片资料，因此，本报图片资料库至今保存着一批红军时期的珍贵图片，这是国家的财富，军队的瑰宝。今天，这一帧帧珍贵的历史照片，又把我们带回到那凄风苦雨的峥嵘岁月。
　　我军在红军时期，就非常重视形象化的宣传工作。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即明确指出：“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应该充实起来，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创办了《红星画报》，这是我军最早创办的画报。当时环境艰苦，无照相制版设备，只有出版石印的绘图画报。这个时期，转战在中央苏区和各地的红军部队，先后编印了多种多样供宣传用的画报、画片和画集，如红军湘鄂赣省军区出版的《瞄准画报》，黄镇同志反映红军长征的画页等。这个时期，部队没有专职摄影人员，留下来的照片，一部分是请照相馆照的，一部分是红军指挥员和干部照的。当时的红军中有少数领导人会摄影，如聂荣臻、叶剑英、耿飚等，他们也拍摄了一部分新闻照片。1932年从外国归来的苏静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后，摄影工作在红军中才正式开展起来。


　　1937年红二方面军在陕西富平召开运动会，骑兵在训练卧倒救伤动作。
　　红军医院的女护士。


　　抗战之声。
　　1935年9月，红军第二十五、二十七军会师于陕北永平。


红军准备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骑兵部队。
　　红四方面军军直全体指战员1937年于屯子镇合影。
■摄影/刘 平 徐大义 徐利华 胡光明 张觉先
张茂春 曹开胜 赵宗山 吴寒月 许建军
特约记者 林书全 赵忠路 李华敏 朱光伟
记者 陈立人 王传顺 李雪梅 贾明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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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凯旋 连俊义 杨运芳 袁学军
■撰文/记者 李玉谦 骆 飞 李雪梅 冯凯旋
王传顺 杨运芳
■编辑/李玉谦
(历史照片由本报资料室提供）

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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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啊